北伐失败后，朝中主和派乘机大肆攻击主战派，把北伐收复中原的主张诬为“邀功钓誉”，身为皇帝的宋孝宗处境尴尬，进退两难，只得下罪己之诏称：“朕明不足以见万里之情，智不足以择三军之帅，号令既乖，进退失律。”为了平衡主和、主战两派，宋孝宗把主和派领袖汤思退与主战派领袖张浚同列为相兼枢密使，可是这么一来，朝廷完全陷入两派混争之中，乱得不可开交。

在中国历朝中，宋代政治较为清明，但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向来有党争的传统。本来朝中大臣意见不同有争议这是正常的事，若以事论事，把争议限制在问题本身，在国家利益上能以大局为重，那么两派尚有妥协合作之机会。

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主战派多是拳拳爱国，以收复中原为己任，满腔热情，但此时已非岳飞的年代，南宋军队积弱难返，要提升战斗力绝非旦夕之功，欲收复中原，尚须深谋远划。同样，我们也不能把主和派单纯认为是投降派，像秦桧这样的卖国贼毕竟不多，他们的一些观点还是针对时弊的。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在于政治立场上的争论，往往变成意气之争，变成对人而不对事，党同伐异。主战派攻击主和派是卖国求荣，这不完全是事实；同样，主和派攻击主战派是贪功邀誉，更是胡说八道。就这样，双方争议不休，即便宋孝宗有恢复之志，也陷入进退两难之境。

四一　乾道和议：长使英雄泪满襟

不管怎么说，事实摆在那里：北伐失败了。

就在这时，金人抛出和谈条件，共四条：其一，故疆，就是宋金两国边境如旧约所规定；其二，岁币如旧，每年金银二十五万两及绢二十五万匹；其三，称臣，宋仍然向金称臣；其四，还中原归正人，就是把中原逃往南宋的人遣返。

对于这四个条件，除了岁币之外，其余三点南宋都表示不可接受。与旧条约划定的边界相比，南宋政府还控制了海、泗、唐、邓等州，朝廷认为，这四州之地，乃是金帝完颜亮撕毁和约后被南宋所收复的，既然金人背约在前，南宋当然不承认旧条约的规定，新条约应该以实际控制区重新划定边界。至于宋向金称臣，那更是不干了，你想打就打，想撕毁条约就撕毁，我还向你称个屁臣。归还中原人，更是不可能，这里既有抗金志士，又有金国叛将，归还岂非把这些人送上死刑台？

金人知道南宋君臣比较要面子，便修改了一条：把金宋之礼，由君臣变成叔侄，宋主向金主称侄而不称臣。

和议一起，朝中主战派与主和派更是水火不容。张浚、虞允文、胡诠等是坚定的主战派，反对任何议和立场。张浚为备战做了大量工作，在江淮一带增置大量战舰，招揽淮北、山东豪杰，各军的弓矢器械都十分充足。同时，张浚重用金国降将契丹萧琦，萧琦本是契丹望族，沉勇有谋，张浚意在约契丹为援，牵制金国。可以说，张浚公忠体国，俨然是南宋的长城。

倘若主和派与主战派能和衷共济，有军事为后盾，可进可退，可攻可守，就算议和也能争取到最大的利益。然而这种想法只是奢望，主和派只是把张浚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们抓住张浚北伐失败这个把柄，大肆攻击，还向皇帝说“愿以符离之溃为戒”，并指责张浚跋扈，浪费国资等。倾向主战的宋孝宗没了主意，张浚悲愤之下，连续八次上书乞致仕，最后宋孝宗诏罢张浚。

几个月后，张浚在忧愤中病死。

临死前，他给儿子张栻（南宋著名理学家）写了一封家书，也是他的遗言：“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张浚是宋代名臣，为南宋朝廷立下汗马功劳，早年他起兵勤王，平苗、傅之乱，后宣抚川陕，重用吴玠，确保川蜀之安全。秦桧当权时，他未能得到重用，及至晚年，当国家再遭入侵时，不顾年迈，毅然挑起重担，可谓精忠报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