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义渠叛乱的前车之鉴，秦惠王认为蜀国虽然投降，但作为西南

由于有义渠叛乱的前车之鉴，秦惠王认为蜀国虽然投降，但作为西南地区“戎狄之长”，蛮族的势力仍然不可低估，反叛随时可能发生。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大量向蜀地移民。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迁移开始了，秦政府动员上万个家庭移居到蜀地。这个移民政策改变了蜀地的面貌，先进的中原文化开始在蜀地扎根。随着大量人口的涌进，蜀地的耕地得到更多的开发，“天府之国”的优势逐渐显露出来，这里成为秦国的粮库，也是秦国能进取中原的强有力的后方保障。

巴、蜀这块土地毕竟受制于交通，秦国中央政府对其掌控力度比较有限，故而只要稍有风吹草动，难免会发生叛乱。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秦国政府所任命的几任蜀侯的命运。

在张仪、司马错伐蜀后五年，即公元前311年，蜀侯公子通与蜀相陈庄发生严重冲突，陈庄杀死了蜀侯，据蜀而反。秦惠王去世后，继位的秦武王派庶长甘茂连同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军队入蜀，杀死蜀相陈庄，平定叛乱。

陈庄死后，秦武王以公子恽为蜀侯。公子恽担任蜀侯共计七年，颇得秦王的信任。公元前301年，公子恽以蜀侯名义祭祀山川，把祭祀的食物献给秦昭王，岂料招来杀身之祸。公子恽的后妈故意在进献的食物里下毒，等秦昭王要吃时，阻拦说：“这些食物是从两千里外的蜀地送来的，吃之前要试一下。”秦昭王便把食物分予身边的人，结果那人一吃便毒发身死。秦昭王大怒，派司马错入蜀，赐一把剑给公子恽，勒令他自裁。公子恽情知被陷害，难逃此劫，遂与妻子一同自杀。

公子恽死后，秦昭王封其子公孙绾为第三任蜀侯。

几年后，公孙绾年长懂事，得知父亲被人陷害获诛，便查明真相，上报秦廷。在秦昭王的同意下，公孙绾把父亲公子恽的遗骸从城郊迁到城内，为他立祠纪念。可是公孙绾最终的结局竟然与父亲毫无二样，封侯十五年后，即公元前285年，多疑的秦昭王怀疑公孙绾有反叛之心，遂将他处死，从此撤销了封侯，只保留了蜀郡太守作为蜀地最高行政长官。

连续三任蜀侯都死于非命，这证明一件事：秦国政府宁可错杀，也不愿冒着丢失蜀地的风险。由此可见吞并巴蜀对于秦国的重要意义。在取得巴蜀这块富饶之地后，秦国变得更加强大，既稳定了大后方，又获得了大量的兵源。

如果说商鞅变法让秦国获得内在优势，那么吞并巴蜀则让秦国获得外在优势。秦国占据辽阔的西部，控制“天府之国”的粮仓，在陆地则有高山峻岭为天然屏障，既能阻挡东方诸国的进攻，又能凭借居高临下的优越地理条件，不断向东方发动鲸吞蚕食。从水路上看，中国河流都是由西而东，秦国稳居上游，沿着水路正可顺流而下，对下游的东方诸国又取得另一个地理优势。占据巴蜀后，秦国获得了侧击楚国的机会，从此楚国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这样，秦国在地势上进可攻，退可守，据西河、殽山之险，控长江上游，居高临下，雄视东方，隐隐有窥视天下之势矣。

十七　无节操的外交

灭蜀之战，开启了秦国大扩张的序幕。

史书上写道：“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在张仪的游说下，魏襄王被迫低下高贵的头颅，臣服于秦国，三晋的另两个国家——赵国与韩国——便被推向风口浪尖。

公元前316年（是年秦灭巴蜀），秦发动对赵国的战争，夺取中都、西阳等城邑。

公元前314年，秦国以名将樗里疾讨伐韩国，双方会战于岸门，秦军大获全胜，斩首万余。面对秦军凶悍的进攻，韩宣惠王只得向魏国求援。已经臣服于秦国的魏襄王很想置身事外，但魏韩两国关系如同唇与齿，唇亡则齿寒，不能不救。魏襄王派公孙衍率军入援韩国，在岸门附近被秦军击败。

韩宣惠王信心全无，被迫以太子入质秦国，以换取和平。

魏襄王的背叛令秦惠王有攻打魏国的借口。樗里疾掉转马头，攻入魏国，略取曲沃城，占领该城后，把城内的魏国百姓逐出城。曲沃失陷后，另一座城邑焦城也举旗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