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

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客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尔最要之务。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故特谆谆戒之。

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一字中换笔，一“敢告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颇详，尔来禀何以并未提及？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宜条条亲复，不可疏略。此外教尔之事，则详于寄寅皆先生看读写作一缄中矣。此谕。

◎评点：《冰鉴》不是曾国藩所著

九月十六日，在叔父澄侯的主持下，曾纪泽再做新郎，与刘蓉的女儿举行婚礼。纪泽虽是再婚，也不过二十一岁，刘氏二十岁，二人是很般配的。

年纪轻，又在蜜月期间，睡懒觉晏起，那是一定的。做父亲的虑及此点，信之开头便告诫应早起。

在电灯未传进中国之前，人们都是采用油灯或蜡烛照明。乡间贫穷，生活简单，除家有读书郎，特为照顾，可以点一盏小灯外，通常夜晚都是不点灯的，为的是节省几个铜板。勤快人家，在夏天的明月之夜，则借月光修理农具、编织竹筐、搓麻绳等等，这就叫作“夜班”了。一般季节，夜晚都做不了什么事。所以早睡，便成了当时社会尤其是乡村的普遍现象；相应地，早起，也就较为普遍。为了充分地利用有限的白日，“黎明即起”，几乎成了家业发达的一条公认的诀窍。乡间看一个家庭能发不能发，第一便是看这家的人是勤还是懒，勤懒最明显的标志便是早起还是晏起。

曾氏所告诫儿子的，正是乡间普通农家对子弟的要求。照理说，曾府已经不是普通农家了，早已成了湘乡县第一仕宦之家，慢说长房大公子晏起不要紧，即便全府老少爷们都酣睡高眠，亦不会动摇家中的富贵荣华。但曾氏不这样看。在曾氏看来，既居乡间，就要与左邻右舍的小户小民一样地遵守千百年来祖宗相沿的好规矩。更重要的是，曾氏认为勤奋早起是一种精神面貌，是一种家庭的风气，它对家人尤其是对后辈子孙的教育影响是深入骨髓而能持之久远的。曾氏始终认为，做官不是长久的，金钱和权势都只是暂时的，一代富贵，不能保第二代富贵，吃苦能干的父兄往往出娇懒庸俗的子弟，惟有将奋发向上的精神从小就植入家人的心灵中去，将淳厚良好的风气代代相传，才能使得人才辈出，家业不败。曾氏常常说，富家子弟须有寒士之风方才有出息。这是既富阅历又富哲理的名言，值得后人深思。

办事须有恒心。此话说来道理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历来贤哲于此都有很好的论述，并非曾氏的独创。此中可贵之处，即在父道尊严的时代，曾氏却可以坦然地向儿子承认自己“无恒”，并在儿子的面前责备自己德无成，业无成，万事无成。今天的家庭教育学，提倡父母与子女做朋友，彼此平等相待，这是很有道理的。家庭中的成员，尽管有辈分、年龄之别，但人格是一样的，平等相待正是对人格的尊重。在曾氏生活的时代，当然没有这个道理，有的只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圣教”。曾氏在儿子面前说自己的不足，便将“板起面孔训人”的生硬状态，化为“推心置腹交谈”的友好气氛。曾氏家教的成功，此亦为一重要因素。

曾氏有“知人识人”之誉，还有人说他“尤善相士”，即特别会鉴识知识分子。传说他有许多相人的诀窍，坊间还广为流传一本题为《冰鉴》的书。书中讲了许多识人辨人的方法，书的作者便赫然署名“曾国藩”。笔者查遍曾氏传世的所有文字，从未见他有只字提过《冰鉴》一书。其实，这部书早在六七十年前，便有人指出是托名曾氏。《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近人乃有以古相书《冰鉴》，傅以文正名，号为遗著，不知此书道光间吴荷屋已为锓板，叔章盖尝藏之。”为什么托名曾氏而不托他人呢？其源盖出于曾氏素有“相人”的大名。

曾氏的确对“相术”有所研究，他的日记中便有这样的话：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细揣这四句话，其实说的并不是天生的面相骨相，而是说的后天可修炼的心性德行举止等等，与世俗间的看相是大有不同的。关于看相，曾氏还有几句话：斜正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主意看脚跟，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什么样的鼻眼是斜，什么样的鼻眼是正？什么样的嘴唇是真，什么样的嘴唇是假？都没有说明白，看来这标准只存在此老的心中。显然，这与所谓的《麻衣相法》中所讲的相术是大不相同的。

曾氏认为厚重是贵相，故要儿子容止宜厚重，力戒轻佻。在中国文化中，“厚”和“重”多为褒义。对于人，尤其是对于男人，恒以“厚”“重”予以要求：“厚德载物”“宽厚待人”，“处事稳重”“老成持重”等等。相反地，对于“薄”“轻”，则多为贬义，如“刻薄”“浅薄”“轻率”“轻飘”等等。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曾氏有意从这些方面加以修养。他走路步履厚重，举止端凝，认为这才是担当大任者应具的表象。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记载了作者与曾氏的一次有意思的谈话。面对着恭亲王奕?的一张照片，曾氏评论说：这是一个翩翩美少年，举止略嫌轻佻了些，看来难以负重任；身处周公之位，却无周公之望，这也是国家的不幸。他对奕?的失望，是因为奕?轻佻而不厚重。

致澄弟（咸丰十年四月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